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生存发展困境及解决路径

 

撰写时间: 2020/05/25  文章来源:


 

20年来,新生代农民工保安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城市中保安服务业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重要责任,为城市建设的平安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已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群体。然而,事实表明,无论在工作、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农民工保安群体自始至终都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城市中没有他们的。这不仅对城市社会的发展不利,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影响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此,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日益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80年代中期开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保安群体,除了在城市谋得一份收入以外,并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进城当保安,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凸显其对城市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农村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极为有限。但制度设计又将其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在城市中处于一种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的状态。究其原因,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子女就学制度等,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他们农村人的身份事实,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用社会排斥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生存发展困境与城市融入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群体特征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剧烈的且复杂多变的社会变革和结构转型,容易引发社会某些领域的规则失灵、价值失落和局部失控等现象。正如陆学艺所指:“中国的社会转型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期间必然会出现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正是伴随着这样的社会背景而步入城市生活的群体。甘满堂形象地地指出:“城市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底层地位与边缘群体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他们作为进城农民工中的典型职业群体,生长于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飞速发展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明显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身上呈现出四大特征----思想价值的多元性、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文化身份的跨跃性和社会生活的边缘性。

1.思想价值的多元性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伴随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他们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将目光更多地定位在未来的发展上,大多数人将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在保安这个职业选择上,不仅考虑工资福利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受到城市中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熏陶,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2.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选择和从事保安职业的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未来发展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走出校门迈进城市,虽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追求和憧憬,但是,从事保安这种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3.文化身份的跨跃性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处于由农村青年向城市青年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文化取向来看,从事保安职业,重视工作环境、工作的挑战性,关注业余时间的休闲方式和生活品位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比较尴尬,仍旧是农民,由于文化传承的因素,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乡村文化特质。

4.社会生活的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工作生活在城市,他们的拼搏进取的期望值明显高于父辈,但应对挫折与失败的耐受能力却远远低于父辈。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一、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生存发展困境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人们或地区遭受诸如失业、歧视、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却很难融入其中。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能够全面描述农民工保安在城市所处的困境。本文围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维度,描述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社会排斥状况。按照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讲,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群体大多处于社会的中等偏下阶层与底层阶层,他们缺乏政治资源、人力(教育)资源与经济资源,缺乏参与主流社会生活的机会。与目前备受瞩目的蚁族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群体已经成为城市新的边缘弱势群体。

1.经济领域:次属劳动力市场的辛苦挣扎的群体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保安在城市中的工作状况,只能用危险程度高、工作环境差、收入待遇差来形容。一些城市在保安工作录用和使用中,农民工的身份容易遇到就业歧视的问题。在工资福利、人事管理、技术培训、职务晋升等方面,普遍存在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现象。本地人优先是人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词语。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显示,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漳浦县共有保安200多人,其中非中心学校和村办学校的保安100多名。大多数校园保安工资没有兑现。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

2.社会领域:社会安全网之外飘泊者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农民工进城从事保安职业的就业限制己经逐步取消,但在其他方面的社会排斥仍然在存在,制度安排的惯性使农新生代民工保安仍然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社会排斥不仅仅反映了农民工保安缺乏参与主流社会的资源,也是对农民工保安基本社会权利的剥夺。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基本权利往往难以落实。一些保安公司等单位把农民工保安当成临时工,不愿承担社会保险责任。而地方政府又出于狭隘的本位主义考虑,在经济上接纳农民工作为本地劳动者,为当地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做出贡献,但却不愿意为其承担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的责任。当地政府的投资和关注是以现代城市为导向的。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银川市有小区保安人员4000多名,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三金,一旦失业或受伤,就将面临全无保障的可能。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工作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3.政治领域:公共政治生活的边缘人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要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往往受到内输入型的体制的限制。中国目前的政府决策体制是一种内输入型的体制,政府决策过程的利益表达主要不是由社会互动过程来进行的,而是由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来确认的。政治生活的的权利保障与能力拓展离不开政治参与。任何政治参与的价值最终都要靠实际的行动来实现,一般而言,政治参与可分为选举、投票、政治接触、听证、诉讼、信访等形式。新生代农民工保安选举型参与的边缘性日益突出。选举参与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由全部或部分成员抉择一个或少数人充任该组织某种权威职务的一种政治过程。选举参与可以说是青年农民工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向决策者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影响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决策的制度化手段之一。一项问卷调查表明,目前青年农民工保安的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并不乐观,这个群体在政治权利上几乎处于失语状态。有71.2%的青年农民工最近5年内没参加过自己户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有86.1%的青年农民工回答没有参加目前工作所在地的人大代表选举 ;有80.2%的青年农民工回答没有参加过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活动;有81.2%的青年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最近3年内村民委员会会选举。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是一个与乡村社会联系密切,但又在逐渐与农业劳动者分离的阶层。现实生活中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失衡,导致了非制度化参与的扩大。由于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缺乏公平、宽敞的利益表达渠道,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一旦有外部的政治动员,或在他们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就可能以非理性、不可控的方式发泄出来。这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又容易和暴力参与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整合程度,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

4.文化领域:都市文明中文化贫困

文化排斥是指失去主流社会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当一部分人因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时,即是遭受了歧视或者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保安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迁移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从传统农村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化的文化传统与习俗的迁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容易遭受了城市社会的文化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群体不仅遭遇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困境,而且还面临着文化贫困问题。由于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低,再加上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事保安职业,他们容易产生了自卑心理。农民工保安所遇到文化排斥更为深刻体现在于社会文化层面与心理层面。排斥主体并不简单来自上层社会,而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城乡阶层差异带来文化互动过程中的排斥。文化排斥意味着价值的阶层化与价值判断的绝对化,农民工保安的一些行为被视为价值低落、不美、不文民、不正常等。社会文化排斥影响着边缘群体在互动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参与,成为农民工保安市民化的深层障碍。一些市民占据着城市福利城堡中的资源优势,形成一等公民小市民性格,对农民工保安群体存在文化上的偏见与日常行为上的歧视。学者朱力把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概括为: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格侮辱。一项调查表明,31.5%的农民工保安认为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当地人的排挤。多数农民工保安觉得经济生活上的艰苦可以扛过去,但被人家看不起受歧视是最难以忍受的。一些研究发现,农民工保安普遍存在过客心理。 这些来自农村的保安一般都很年轻,有些甚至才不到20岁。从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城市中的异类。有些保安在访谈过程中明确地说现在做保安是无奈之举,仅仅是把它看作是锻炼的机会和跳板,等熟悉了环境之后再换别的工作。这份工作比一般民工还不如,至少他们比我们要自由少受气。这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普遍存在边缘心理与认同危机,产生自卑、焦虑、孤独、压抑、甚至怨恨的情绪。他们游离于城市,成为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权利义务观念淡漠,阻碍了自身现代化与市民化的过程,也可能导致短期行为与越轨行为的发生。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对2008年至20103年间的犯罪主体为保安人员的刑事犯罪进行过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具有几个特点:犯罪主体基本为外地来京务工的低学历年轻男性,犯罪类型集中于侵财类犯罪和伤害类犯罪,犯罪分子大多利用其保安身份实施犯罪行为,保安犯罪中共同犯罪占较大比例。但近年来,保安人员犯罪呈一定的上升趋势,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2008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审理此类犯罪26例,涉案人员40人;2009年审理30例,涉案人员33人;2010年审理32例,涉案人员45人,案件数量呈小幅度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群体的发展路径

克莱尔·肖特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对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社会排斥不仅使这个群体在城市被边缘化,农民工融入城市变得遥不可及,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整合、稳定与发展。

1、彻底推进城乡二元制度改革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融入城市所面临的各种制度排斥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户籍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屏障。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在城市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主要是制度性排斥排斥造成的。因此,要消除社会排斥,就应彻底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政府应该放宽对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地废除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在此基础上,应全面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性歧视,使新生代农民工保安享受与城市青年同等的国民待遇。

2、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机制

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多方面的制度性排斥,面临着生存和发展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一种权利沉寂状态,听不到他们的诉求与呼声,缺乏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因此,国家应逐步提高现有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为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政治参与开辟制度化渠道,尤其应让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参与城市社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增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另外,还应大力培育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组织。引导自愿加入保安协会、工会和各级党团组织。通过组织化的渠道和保障,就能够与政府、企业进行有力谈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培训和文化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文化程度较低的事实,相对限制了其就业竞争力。为此,应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保安主管部门整合利用现有培训教育资源,发挥资源效益,形成比较完善的保安技能培训体系。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保安进行以基本文化知识、职业技术、市场经济知识、国家政策法规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以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和职业生存发展能力。对于这个群体的培训,要采取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提高教育效果。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保安方面的法制教育,如相关审判案例的讲解,用以案说法的形式来提高保安人员的法律意识。另外,保安人员的综合水平也需要不断提高,不仅需要提高从业技能,还要提高社会责任感,使其充分认识到保安行业的社会意义,才能让他们爱岗敬业,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农民工保安所在的企业要比照在岗职工标准,从成本中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用于以提高农民工保安技能素质为目的的岗位培训,使他们成为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熟练掌握多门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针对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保安文化适应能力较低,存在人际交往上的自我封闭,社交网络狭窄的问题,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增强他们的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品位, 提升农民工保安的生存发展能力,促进他们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4、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大多学历层次较低,待遇也相对较差,社会认同度相对较弱。很多人由于在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心生怨念,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监督、管理及业务培训,规范行业规则,逐步提高保安待遇之外,社会公众也应该充分认识保安工作的价值与意义,真诚地尊重保安行业,提高保安工作的社会认同度,降低保安犯罪率,真正发挥保安保一方平安的社会职责。社会各界要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歧视和偏见,还原他们的正面形象,让平等的阳光照耀他们的心灵。应给农民工保安提供更多的生活帮助和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机会,提高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这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新生代农民工保安在外务工,远离亲人,得到的关心和爱护较少,精神生活空虚极易偏离方向,他们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很少得到尊重、关心、引导和保护,会产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等多种思想和情绪,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不利于家庭和社会。因此,应要积极引导、热情帮助他们参加所在社区组织和各项活动,增加他们与市民的互往,削减彼此之间文化的差异,增加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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